“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

当下,中国已悄然进入“自媒体”时代。在此推动下,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每个个体都有…

当下,中国已悄然进入“自媒体”时代。在此推动下,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每个个体都有可能变成“微主体”,既可以成为受众,也可以充当文化传播的发起者。“自媒体”时代下,“低门槛”、“逃避监管”、“草根话语”这些词语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表面上看大学生接受文化输出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文化育人”似乎也更能挖掘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但在“自媒体”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却隐藏着一种文化工业所高扬的“工具理性”特征,文化的特性被标准化、同一化、模板化的工具理性的“操作”原则代替了。因此,在这个时代,在繁荣的“文化工业”的大发展背后,是一片文化沙漠的悲歌。主体性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错位,自然成为这个时代的连锁效应。因此,重新审视“自媒体”时代下的“文化育人”方式,不仅成为一个理论话题,更重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自媒体”时代下,传统“文化育人”的范式遭遇了危机,面临着“范式”的转型。因此,有必而且必须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育人”方式,还原“文化育人”的真实面貌,即文化的批判性特征,并以此重塑当今大学生的批判精神,拾回他们迷失的价值观,帮助他们塑造张扬鲜明的“主体性”,实现出彩“人生梦”。 
  一、高校“文化育人”范式转型的深度时代表征高校“文化育人”紧随时代的变迁,不同的时代特征必将对“文化育人”的范式产生影响甚至推进其转型。因此,我们在考察高校“文化育人”这一理论话题时,有必对当下中国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考察。随着博客、微博、微信、BBS等网络社区的流行和普及,我们悄然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对于什么是“自媒体”, 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和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两人曾出过一个严谨的定义“‘We Media ’(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1其实,早在1964年麦克卢汉就在其名著《理解媒介》中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即认为“媒介”的变革将意味着一场讯息传播的革命。无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正在而且必将引起一轮新的“讯息革命”,这场“革命”的冲击波将波及文化传播领域,对传统的“文化育人”范式势必会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推进其发生转型。“低门槛的大进军”、“逃避监管的网络道德”以及“草根话语的流行”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一)低门槛的大进军 
  相对于传统媒介(广播、电视、报纸)的“高标准”、“严求”、“专业化”特征而言,“自媒体”时代则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即表现为“低门槛”、“零求”、“平民化”的特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详见表1。2 
  中国网民数量的持续增加正预示着一个“大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喻国明教授把这一景象形象地比喻成“全民DIY”(Do It Yourself)。和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具有更多的“诱人”之处,它把传统媒体的受众变成了“信息发布者”,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布”的范式转变,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热情。“低门槛”、“零求”、“平民化”使“自媒体”迅速演变成一场众多网民参与的“大进军”,而当代大学生则成为这一趋势的“主力军”。当代大学生因其独特的群体地位、空间环境使其在“自媒体”时代扮演着重的角色,他们无疑更容易接触和进入“自媒体”平台,并毫无疑问的成为 “自媒体”发展的“推波助流”者。这种“低门槛”的大进军,成为了自媒体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对大学生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影响,更重的是这种冲击波及到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传统的高校“文化育人”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推动其转型。 
  (二)逃避监管的网络道德 
  “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媒介“把关人”的职能在“自媒体”时代已经被消解得支离破碎,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制度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它就像一个“道德的漏斗”,经过“把关人”的处理,违反社会道德的“垃圾信息”基本会被排除。然而,“自媒体”的开放性以及相对的“个体化”特征,使网络监管很难发挥效力。于是,没有经过“漏斗”过滤的大量冗杂的其中不乏包括违反社会公德的一些负面信息也“鱼龙混杂”地出现在各种“自媒体”的平台上。“逃避监管”变成了“自媒体”时代的一种“流行病”,受其侵染,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同时,给大学“文化育人”机制带来新的危机。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是压抑的结果”,不受压制地追求快乐的“本我”将会践踏社会文明。“自媒体”时代的开放性及其监管性的缺失为“本我”的放荡不羁孕育了土壤,同时也培植了“道德沦丧”的沃土。于是,被压抑的民众的热情披着“民主”的外衣变成了“匿名发泄”、“集体窥视”的“道德沦丧”。23年“木子美”在微博上发布《遗情书》,公然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引起轩然大波;“芙蓉姐姐”因上传照片到水木清华论坛而家喻户晓;“凤姐”因其在微博上发布夸张的“征婚广告”而一炮走红;另外,近年来通过“自媒体”平台爆料出来的“兰董姐姐开骂事件”、“伪娘事件”、“郭美美事件”等等像一场场冲击波,一次次把“网络道德”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引起了社会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人们在享受“自媒体”时代带来的饕餮盛宴时,“网络道德”被当作佐料一起被蚕食了。因此,人们不禁问,缺失监管的自媒体时代能走多远?又将带我们去向何处?
  (三)草根话语的流行 
  “草根话语”的流行从另一个侧面表征了“自媒体”时代的“开放性”特征。民众再也不是传统媒介时代的“哑巴”,而变成了一个自我支配的“扬声器”。在“自媒体”时代,“权威话语”的逐渐消解以及“草根话语”的日趋盛行发生了华丽的大变身,“草根话语”日渐取代了“权威话语”的位置,成为“自媒体”时代一种主流的言说方式。但是,“草根≠业余,‘草根’两个字所代表的只是言论来源的非权威性、话语权的民间性,是整个大众参与社会事务意识主动性的高,这是草根文化一个重的特征”3。“草根话语”的流行,不仅意味着言说方式的转变,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将对传统的以“权威话语”为特征的文化传播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并不可避免的影响到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这样,“草根话语流行”的影响就不仅仅体现在其实现的超越“权威话语”的范式转换上,更重的是它将推动“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大变革。而问题的关键是,“权威消失”后,“草根话语”能否以及如何成为“文化育人”中的关键因素?“草根话语”介入“文化育人”同样面临着“合法化”问题,在众多的“草根话语”中有无“意见领袖”抑或是众说纷纭的意见综合?“草根话语”的科学性、规范性如何界定?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摆在我们研究“文化育人”范式危机这个课题时必须首先解答的问题。“草根话语的流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其能深度挖掘民众的积极性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伟大进步,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它的出现无疑极大消解了“权威话语”的合法化空间,一切都变成了“意见的集合”,其本身也正面临着合法化的消解。 
  二、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深层危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是一次媒介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其直接导致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对民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引起了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事实上,在“自媒体”时代, “工具理性”经过乔装打扮之后以一种更加“隐形”的方式潜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育人”的方式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其深刻影响。其一,在“一地碎片”的时代,“文化育人”中潜存着随意粘贴中的“批判意识”危机;其二,逃避压力,“文化育人”中隐藏着道德的“虚无化”危机;其三,权威的消亡,“文化育人”中面临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 
  (一)一地碎片——随意粘贴中的“批判意识”危机 
  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文化的传播者,其改变了传统媒介的单项传播的方式,即由“点到面”转向“点对点”。在“自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中无疑带有更强的“个体”色彩,没有哪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容易促进文化的传播。但只我们认真考察当下“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就会发现,这个时代虽与传统媒体时代文化传播的路径有较大不同,但其事实上仍没有摆脱技术时代“工具理性”的窠臼。在“自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中渗透着更浓的商业气息,“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了“个人生活领域”的每个角落,可谓无孔不入,这种文化传播的氛围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无疑产生重大影响。生活在“自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或许应为这个时代喝彩,或许应为这个时代悲伤。值得喝彩的是这个时代更加“自主化”,可以接受更多的新鲜的文化信息;悲伤的是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个“技术控制”的时代,通过技术传播的“文化信息”深深刻上了“工具理性”的印记。因此,表面上大学生是在利用技术,实质上却越来越受“技术的操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变成了依赖机器的“懒汉”,逐渐丧失了“批判”的思维。马尔库塞曾用深邃的目光考察了“技术操控”下的人的生存境况。他认为“一体化、功能化的语言是一种坚决地反批判、反辩证法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的、行为的合理性吞没了理性的超越性、否定性和对立的素。”4由此,马尔库塞认为,由于人们丧失了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而逐渐沦为了“单向度的人”。其实,马尔库塞的担忧在“自媒体”时代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在“自媒体”为公众供的能随意“发声”的通道上,到处布满了开发商、投资商、广告商设置的“玄机”,是一种“技术座架”的悬设,公众却没有或很少意识到,恰恰说明它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潜藏在“自媒体”平台的各个角落。在这个“一地碎片”的年代,当大学生随意粘贴信息并陶醉于“自媒体”平台的“自主性”时,其“批判性意识”正面临着一种被蚕食的深刻危机。 
  (二)逃避压力——道德的“虚无化”危机 
  “自媒体”为公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供了一个“发泄”的“闸门”,进入这个“闸门”之后将是一个别有洞天的“自由”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闸门”后是一个“虚无化”的网络世界,前者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后者则崇尚“自由主义”。这样,为逃避现实的压力,选择潜伏于“虚无世界”并发表“自由言论”似乎日益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支点。随之,虚假的、污秽的、夸张的言论充斥了“自媒体”平台,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网络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人的本性里都有“恶”的一面,“网络道德”问题的涌现是人性的“恶”在“虚无化”的网络中的一种显现。恩格斯曾对人性作出过深刻的解读。他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5所以,摆脱了“现实世界”中传统道德的束缚,人性中的“恶”通过“自媒体”的“闸门”就可以放荡不羁,“现实社会”不敢企及的话语领域在“虚拟世界”里得到了张扬。事实上,即便在“虚无化”世界中,同样也面临着道德的重考量。道德本来就是“隐形”的,它隐藏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在“虚无化”的世界即便个体“隐身”,但“心灵”犹在,恶意的“网络话语”即便不“伤身”,也会“伤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存在物。马克思对此曾作出过深刻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最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来说,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6因此,道德的“虚无化”危机折射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挽救这场危机的良药也只能寄托于人性中的“善”。
 (三)“权威”消亡——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 
  相对于“自媒体”时代草根话语的流行,“权威话语”奏响了日渐消亡的悲歌。然而,随之涌现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草根话语的流行以及随之对“自媒体”平台的垄断,导致了没有“意见领袖”的混乱局面。各种意见你行我素,形成了没有交集的“孤岛”,其结果是在“自媒体”平台上往往会沉淀为各种意见的集合,并最终表现为一堆冗杂的信息符号。因此,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获得信息,而是如何识别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息。“在海量信息面前,个体依据自己喜好和价值观来选择信息难度加大,难免产生‘无助感’,受众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在哪里看,容易陷入信息的选择困惑中。所以说,自媒体过于丰富的信息反而使其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对于自媒体自身而言,海量信息让其成为垃圾信息、虚假信息的收容站;对于受众而言,容易陷入信息海洋中不可自拔,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同时也容易被网上意见牵着鼻子走,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7伴随这种尴尬的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即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对于“自媒体”而言,不经把关把包含大量商业性、欺诈性、虚假性的信息放在网络上扩散,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更无益于文化传播环境的净化;对于草根阶层而言,随意把不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成熟的观点、意见放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不仅会造成毫无意义的“信息垃圾”,同时也遭到来自权威阶层甚至是本阶层的普遍质疑。这样,“自媒体”时代欠缺的不是“草根话语”,反而是如何对其评价,对其“去粗取精”、“去伪求真”的“权威话语”。其实,“权威”和“草根”本就是一对“异性兄弟”,彼此相连,“权威”离开了“草根”就可能变成“霸权”,“草根”离开了“权威”则可能变成“杂乱”。“权威话语”的消解和“草根话语”的流行是同一个过程,当“草根话语”面临信任危机之时,也就为新的“权威话语”留下了言说的空间。 
  三、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一场深刻的“文化传播”变革,受其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由此,高校的传统“文化育人”范式也遭遇了深刻危机,面临着历史的重建。在“自媒体”时代,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建着重塑造三种精神保持批判意识、辨别真伪的科学精神;严守道德律令的人文精神;博学专业以正视听的话语精神。 
  (一)科学精神——批判意识的重塑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对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受这场冲击波的影响,传统高等教育的“文化育人”方式也发生了连锁效应,其路径发生了深刻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生批判意识的重塑,并以此推动高校“文化育人”范式的转型?其一,高校“文化育人”注重“反思性”思维的训练。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精神仍没有逃脱被“物化”的窠臼,思维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因此,高校“文化育人”有必而且必须重视大学生的“反思性”教育,并以此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其二,高校“文化育人”注重“合目的性”关照。在“自媒体”时代,大学“文化育人”仍然面临着深层危机(即仍然无法摆脱“技术的操控”,抑或是“工具理性”在新时代延伸的“异化” 危机),这种危机在诸如“自媒体”的各种平台中变得越来越和大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甚至是无孔不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潜存于他们的周遭。高校“文化育人”摆脱“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合目的性”去关照当代大学生的生存境遇,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三,高校“文化育人”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表面上看“自媒体”时代多元文化的传播看似更有利于释放“主体性”,而实际上文化工业的大繁荣背后是“数字操控”的时代,我们重新变成了“洞穴中的人”(一个由机器操控的人),“主体性”不是复归而是走向了“消亡”。 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人类精神的功能作出过经典评述,他们认为“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于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神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8因此,高校“文化育人”引导大学生回到一种人的“自然本真”状态,一种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境遇,即重拾被技术“绑架”了的批判意识,在纷繁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回归“主体性”。 
  (二)人文精神——道德意识的回归 
  “自媒体”时代的“虚无化”释放了人性中“恶”的种子,酿成了严重的“网络道德”问题,这是高校“文化育人”范式重建中必须正视和回答的一个重课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生道德意识的回归?其一,高校“文化育人”塑造道德的“闸门”。自媒体的“虚无化”摧毁了传统时代的道德“闸门”,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其中无疑包括违反道德底线的思想)在没有“过滤”的情况下出现在“自媒体”平台,对大学生的道德观造成了极大冲击。高校“文化育人”有必而且必须塑造道德的“闸门”,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其二,高校“文化育人”注重“善念”的培养。道德教育一直是“文化育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的就在于“扬善抑恶”,这也构成了不同时代“文化育人”的共同主题。不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自媒体时代,变化的是文化传播的形式,而不变的是道德育人的终极目的。康德认为道德教育才是教育核心和灵魂,“一个人可能身体训练极佳,心智教化亦好,然而如缺乏道德的陶冶,他仍是一个坏人”9。其三,高校“文化育人”注重对“恶念”的抑制。康德的教育思想无疑为开解当下中国“网络道德”问题供一种哲学解读,其实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无化”的网络世界,一个受过道德陶冶的人更能抑制“恶”念,发扬“善”念。从根本上讲,当下中国的“网络道德”危机事实上是教育危机的一种真实写照,因为即便是“虚无化”的人也是教育的产物。“人性”就像一颗种子,其内在潜在着孕育“善”、“恶”的胚胎,“文化育人”的功能就在于能培植 “善”的萌芽,遏制“恶”的萌芽。因此,“人类必须接受教育,主是道德教育,一方面约束自己的非人性成分,防止人性蜕化为动物性;另一方面发展人‘向善’的潜在倾向和能力,从而形成善良意志”1。
  (三)话语精神——权威意识的复苏 
  在“自媒体”时代“草根话语”面临着深刻的话语危机,重塑权威话语并以此整合各种杂多的意见,树立话语新风的标杆显得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权威意识的复苏?其一,高校“文化育人”注重塑造大学生核心专业能力素养。大学生以“深刻性”、“专业性”的“专家话语”去消解以“无深度性”、“非专业性”为特征的各种“草根化”的话语,积极引导“自媒体”言论的风向标。其二,高校“文化育人”注重“权威意识”的灌输。在“自媒体”时代,缺失的并不是“流行话语”,而恰恰是受其影响正在消解的“权威话语”。“由于自媒体事实上的弱管理,自媒体的虚拟化程度比较‘老’的新媒体更甚。这往往使意见的内容和意见的主体分离。我们从自媒体上看到一条意见,意见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但意见来自何方何人经常是搞不清楚的。”11正是由于“意见”和“主体”相分离,滋生了“逃避监管”的心理,使许多发声者抛去了“严谨的态度”和“求证的过程”,肆无忌惮地发布所谓的“自由话语”。 因此,塑造大学生的“权威意识”并以此整合各种意见,引导“自媒体”言论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其三,高校“文化育人”树立话语新风。草根话语打着“自由”的口号充斥在“自媒体”的各个角落,各种“草根话语”犹如一根根平行线,大家并行不悖,很少或者没有话语的“交集”,这样各种话语就变成了“语言孤岛”,没有任何影响力,这样的话语从发声到结语就像一缕孤烟,留下的仅仅是话语残片或话语垃圾。因此,高校“文化育人”注重以博学专业净化文化传播环境,以权威话语树立言论新风。 
  四、结语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高校“文化育人”既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没有一种经久不变的普遍的“文化育人”的范式,环境的改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学生生活、学习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此相关,“文化育人”的范式也必将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可以说,“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大变革,但是技术时代的 “工具理性”的本质并没有终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在这次传播革命中无疑再次充当了“被异化”的角色。因此,这个时代和以前任何时代一样仍然面临着一个“教化育人”,即培养人的批判意识、人文情怀,孕育和发展人的潜力的艰巨历史使命,就像康德所言,“人有许多种子不能发展。我们的责任便是设法使这些种子生长,平均的发展他的各种自然禀赋,无过无不及,使之实现其究竟”12。这便是高校“文化育人”范式重建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11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探索,26(2)134-138.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1415. 
  3王慧敏.草根与权威——析网络传播中话语权变更J.东南传播,28(7)89-9.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127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1247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1219. 
  7周晓虹.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J.新闻界,211(4)2-22. 
  8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6《前言》4. 
  91肖朗.人的两重性和教育的两重性——康德教育哲学思想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3(1)117-125. 
  12康德.康德论教育M.瞿菊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9.